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通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同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网。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周期转换期的叠加阶段，通过发挥存款保险制度风险隔离和阻断的作用，有助于构建起更为稳健和更具活力的金融体系，拓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
首先，创新是金融体系的活力源和生命线，但创新中蕴含着不确定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次贷危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从我国的情况看，虽然金融创新相对于实体经济需求而言还存在很大的缺口，但金融产品也早已跳出传统的存、贷、汇的范畴，特别是一些跨市场、跨机构的业务创新，“风险—收益”特征较为复杂，并且由于涉及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也加大了不同主体之间风险传染和扩散的可能性。除了业务创新外，银行在经营结构和组织架构的创新也会衍生出新的特殊风险。例如，银行母、子公司之间或者不同子公司之间资本金重复计算，造成资本杠杆比率过高；关联交易造成风险在集团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交叉传播；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获得利益时，对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整个金融系统安全性形成威胁；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可以通过及时纠正和迅速处理经营出现问题的银行，有效阻断风险的扩大和蔓延，避免个别银行经营不善造成市场震荡，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其次，随着银行体系的多元化和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在构建公平合理的竞争格局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我国虽然一直没有作出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安排，但在事实上，国家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即一旦银行出现问题，政府大多会对其进行救助，同时也向储蓄存款人提供全额的存款保护。这种依靠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资源来处置倒闭金融机构的方式，不仅会造成财政压力，而且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是相悖的。一方面，滋生并强化了部分金融企业的道德风险。不论什么原因的经营损失，如果都可以由国家“兜底”，就会刺激某些银行的冒险行为，削弱银行健全风险管理体制、强化风险硬约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弱化了大额存款人的风险意识，削弱了市场监督与约束作用，导致金融机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法则失效。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成为健全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
最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国金融风险处置的核心平台，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条件。利率作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其市场化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根据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导致利差收窄，进而对银行盈利产生较大影响。比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初期，每年破产倒闭的银行达两位数之多，在1987～1991年每年平均倒闭银行200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印度尼西亚于1983年实行利率市场化，结果银行体系坏账堆积如山，最终引发了1991年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危机。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随着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入，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有可能收窄至2%以内，为避免少数经营不善的银行将风险传导给整个银行体系，需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维持金融安全和稳定。
存款保险制度为商业银行营造了稳健的金融环境，也对经营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将享受由此带来的正外部性：一方面，银行是负债经营的企业，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是银行正常运营的重要前提因素，存款保险制度通过为存款人提供保护，从法律层面强化了存款的安全性，增强了存款者的信心，从而大大降低了挤兑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银行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以及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某家银行的风险会通过多条渠道传染至其他银行，进而演变扩大成整个银行业的危机。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帮助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迅速退出市场，对于隔离风险、稳定预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也会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一系列新要求。
首先，成本会有小幅的增加。就中国的情况看，存款保险采取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相结合的原则，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促使银行稳健经营，我国的费率水平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存款保险制度起步时的水平和现行水平，因此，对金融机构的财务影响很小。
其次，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资本充足率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银行资本合规性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加大。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第三个破产标准——监管性标准，存款保险机构在投保金融机构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而不必等到其耗尽资本。因此，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商业银行自身的偿债能力成为影响其信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也更加突显。这意味着银行必须持续保持合理的资本充足水平，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需要，从而对探索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和强化资本管理提出迫切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