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储备本无罪
中国由于劳动要素丰裕,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学者未穷究国际储备丰厚的缘由,贸然提出浮动汇率降低国际储备需求。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就业压力以及老年化趋势,中国的国际储备可能还远远不够
理解全球失衡问题,应重视全球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因素的影响。
各国的结构差异和全球分工体系必然造成内在的短期失衡,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很低,难度较大,商品市场一体化因各种非经济因素而进展缓慢,短期失衡在所难免。若从长期和全球角度看,短期失衡是长期均衡的必要条件。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而是源于全球禀赋结构差异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中国自身的禀赋结构。
首先看自然禀赋结构。中国顺差的背后是诸多国家的顺差之和,简单地以贸易顺差来衡量会高估中国的对美顺差。国际上基于重商主义动机的理论解释具有误导性。重商主义难以长期维持,若无中国顺差,必以他国顺差取而代之,与重商主义动机基本无关。除非后发国家(发展起步比先发国家晚)退出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否则世界经济只能在失衡中发展。
其次是人口结构因素。中国目前最大的竞争和比较优势在于丰裕的劳动要素,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禀赋基础,在存量劳动尚未出清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积累不应结束。
再次,商品生产和出口国因生产效率所要求的“最小规模经济”而必然会“生产过剩”,从而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规模经济的发挥不仅因成本下降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因成本下降的价格效应而有利于提高全球的消费者福利,这一经济特征基本与汇率政策无关。
资源出口国(跨期消费平滑)和商品出口国(生产的最小规模经济)的经济特征,导致其具有国际收支顺差的必然性。最新的研究表明,在通货区,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越高,商品市场效率反而最高,套利最为完全,一价定律成立,因此,汇率刚性并非是产品市场失衡的原因。鉴于中国仍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以及未来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消费压力,排除大量热钱后,中国的国际储备可能还远远不够。目前对中国的国际储备过高的认识既有理论上的认识偏差,也有国际金融制度上的安排缺失。
首先,部分学者提出重商主义动机,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国际储备积累,但这一动机只能解释没有经济结构差异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而且重商主义或因国际收支内在的调整机制而难以长期维持,或因维持这一政策的成本很高而最终放弃,同时,重商主义也并不符合一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以此解释国际储备需求有失偏颇。
其次,有学者认为浮动汇率可以降低国际储备需求,理由是在浮动汇率下中央银行无需持有国际储备来干预汇率水平,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浮动汇率下一国货币失去了名义锚,为避免汇率过度波动,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还是必须持有储备为本币提供名义锚,从而增加了预防储备需求。
此外,国际货币体系缺失“最后贷款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货币互换以及多边和地区稳定基金可降低储备需求,但此类安排多为临时性,且规模有限,无法应对全球系统性的流动性冲击。同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因其资源有限和条件苛刻而备受诟病,很多曾经寻求IMF援助的国家视其“丧权辱国”,这也间接促使各国自我积累国际储备以求自保。就拥有巨额储备的中国而言,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货币安排基本上都是对他国的增信和无偿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