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可林摄
2012年11月23日，温州市召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温州金改细则。包括发布民间融资温州指数、加快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试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个人境外直投、培育地方资本市场等。
2015年3月26日，央行同意实施浙江省政府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即温州金改“新12条”，批准温州推行新一轮改革。内容包括：支持法人金融机构发展、鼓励民营银行创新发展、筹建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开展农村保险互助社运营试点、创新和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和争取大额存单发行先行先试等。
浙江东南部的温州，从不会远离人们的视线。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一度有成千上万的民间资本“寻找出口”；这里，又被认为是“老板跑路”的集中地，网络上2011年流传的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更曾让地方政府尴尬不已；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城房价统计单中，温州房价一直颇为尴尬地连续下挫。
但细心的投资人和生意人这两年却还是发现，温州，实际上或早已不再是几年前屡现负面的城市。“做生意的心态变了，言行举止也有些变了，甚至，在城市发展中，都能感到一丝的不同。”上个月刚去过温州的生意人、主要在江苏做鞋类贸易生意的陈先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回忆。
4月2日，温州又一次为资本市场所记住。有消息称，浙江温州市将建设“海峡两岸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计划到2020年，建设成为“海峡西岸东北翼增长极、连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区域和出海口、两岸产业对接高地”。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国台办、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近日已给浙江省政府复函，“原则支持海峡两岸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
当然，在普通投资人和圈内人士眼中，温州更让人记住的，还是这座城市3年前被官方赋予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个身份。
今年3月底，“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迎来了3周岁生日。这几天，更让人铭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批准同意温州金改“新12条”规划，同一天，首批5家民营试点银行之一的温州民商银行开业迎宾。
“这还是值得让温州人记住的一天。”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民间资本联合会会长周德文4月2日下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至少，官方没有忘记对温州金融改革的关切，同时，也客观上回应了外界对温州金改的一些质疑。
在他看来，温州金改“未来仍任重道远”，虽然有一定效果，相关经验也值得进行全国推广和复制，“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各个地方还要结合实际，同时，尽可能地要从温州金改的教训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金改三年
回头看，《总体方案》设定的12条方案及后续的细则，至今仍为一些金融人士赞赏。比如，备案制的设立、个人海外直投、首个关于民间借贷的地方立法等
2012年3月中旬，温州金改方案发布前夕。因偶然的机遇，《国际金融报》记者当年在温州与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等做生意的多位温州籍商人接触过，并聊过对温州金改的期待。一位在东南亚做生意的温州商人当时这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作为个人，他期待政策的发布。但紧接着，他又说，“一个试验区的设立，还是不足以完全规范仅温州地区的民间资本。因为，实在太庞大，可能超出想象。”
同样的，另一位在低位投资过美国苹果公司的中国私募投资人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官方将温州设定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更多地还是考量了政治目的和地方稳定，“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谁都不愿意发生严重的民间资本崩塌事件，谁也不愿意看到频繁的‘老板跑路’现象”。
“因此，要有一个政策、机制或区域，专门对民间资本进行管辖或管理。”上述投资人说。
这就是2012年3月28日前温州金改出现在市场前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标志性的事件还是‘眼镜大王’的跑路事件。一下子，我就感觉到了全国媒体的力量和大家对温州的关注。”温州一位当地人士4月1日下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回忆。
事实上，或许比2012年的情况更严重，2011年9月20日，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失踪，并于9月21日确认由于负债过高、资金链断裂而逃跑。据称，这起“跑路”事件前，温州已频频传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倒闭，企业主及担保公司老板逃走的消息。
当时甚至有消息称，仅当年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曝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这些背景，最终都加速了金改试验区的建立。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官方媒体称，“这是国家给予浙江的一大支持政策。”
回头看，《总体方案》设定的12条方案及后续的细则，至今仍为一些金融人士赞赏。比如，备案制的设立、个人海外直投、首个关于民间借贷的地方立法等。
效果如何
总体看，效果还是较为有限。12条中，有11条都有细则或解决方案，但还是有一条基本没有推进，即个人海外直接投资
“不光是你，就连我在温州这么多年，都觉得温州再也不是当年的温州了，甚至有‘物是人非’的感觉。”上述温州当地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最直观的变化是，当年一手推进温州金改的温州市委书记已调任央企宝钢集团，担任总经理一职，一些当初敢说的官员，也要求记者“先联系宣传部门，再接受采访”。同时，相比于前几年，这几年温州的热度早就不及当年老板“跑路”事件频发时这么受媒体关注。
“也许，这就是金改带来的效果。”上述人士称。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金改肯定有效果，“大家更规范了，也不敢太过‘踩线’了”。这一点，有消息近日称，直接的效果是，温州民间融资立案数量减少。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前11个月，在法院立案的民间融资案件已减少了10%，金额也在大幅度减少。同时，媒体还称，民间金融风波消退，“始于2012年下半年的民间融资资金链导致的民间金融风波，现在大为消退。恶性案件急剧减少，企业主跑路、跳楼的已经基本没有了”。
温州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温州市不良贷款余额比2013年年初减少16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了0.2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
“就我个人交流和了解的情况，应该是一点都没有‘跑路’事件了。”陈先生3月31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也许，金改真的产生效果了。”
另据媒体今年1月初统计，2014年全年，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14%，尽管未能控制在4%以内，但已是近四年来首次年度“下调”。2013年末，温州不良贷款率为4.41%。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对媒体总结说，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温州经济正在恢复。但他强调，“不良贷款、两链风波还远未消除，温州金融风险化解之日，就是温州经济轻装上阵，实现赶超发展之时。”陈一新说，这个过程“还需要两年到三年”。
“有效果，但效果还有限。”周德文却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判断金改带来的好处，个人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解决得如何。其次，民间资本是否都有效地引导到了实体经济。第三，有没有建立与温州实际相匹配的体制和机制。”
“可能还存在贷款难、融资难的情况。同时，民间资本还是不能完全找到‘出口’。”周德文说，另外，回归到《总体方案》，这其中的12条中，有11条都有细则或解决方案，但还是有一条基本没有推进，即个人海外直接投资。
“因此，总体看，效果还是较为有限。”周德文称。
“新12条”起步
“新12条”既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全国其他13个金融改革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又在现有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研究推出具有温州特色的改革创新做法
事实上，就连温州当地人士也不否认仍有改进的地方。周德文也称，3年时间，的确该让一些条款进行改进，且没有执行的方向还是要继续执行。
“总之一句话，就是还要改进。”他说。
改进已然开始。据《浙江日报》报道，3月26日，温州市金融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新的12条金融改革举措。
此前，对于外界关注的“金改新12条”，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彪对外表示，下阶段，温州金改将注重普惠性，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
陈金彪同时称，在突出市场化金融运行为主导，积极探索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包括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探索建立政府增信长效体系；拓展外向型金融服务交流；创新司法实践保障金融稳定”。
“新12条，应该还是对之前的继承，并更好地连接了温州的实际，接了地气。”上述温州当地人士对本报称，“亮点有，改进有，关键看如何实施，如何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新12条’既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全国其他13个金融改革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又在现有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研究推出具有温州特色的改革创新做法。”陈金彪说，“比如，我们在民间金融执法和地方金融监管实践的经验基础上，研究推动联合监管、探索监管负面清单、建立经济金融数据共享平台等地方金融监管新举措。”
在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看来，“新12条”体现了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建立政府增信长效体系、创新司法实践保障金融稳定等举措，问题导向直指温州‘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问题。对金改跟经济转型以后出现的新的经济产业、新的金融业态之间的衔接提出更多要求”。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则期待，随着金改的不断深化，“再用2到3年的时间，金融将能助力温州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温州实现赶超发展贡献力量”。
能否复制
温州首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这“有助于解决民间资本投资难的问题”。同时，首创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并率先发布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
对于非温州地区来说，业界最关注的还是温州金改的一些成功经验能否在全国进行推广复制。
“当然可以。温州就是一扇‘窗口’，让大家都看到了在这个‘窗口’里，温州能做什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上述温州当地人士称，“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这是幸事。”
周德文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除了经验可以推广，更多的教训亦需要注意，“实际上，教训可能才是更弥足珍贵的”。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早前在总结温州试点经验时就说，备案额的不断增加，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钱袋子了，并要求推广温州民间借贷备案管理的试点经验。此前的消息是，据“温州试验”，央行也正在探索研究制定《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行动已经展开。据新华社近日报道，为更加符合当地市场需求，贵阳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规范提升，“贵阳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根据掌握的贵阳民间资金流向、流量和民间融资利息信息，为需要借款的个人或企业通过登记平台搜索出可以配对的出借人所在区域、金额、利息、期限及要求担保方式，配对成功，中心只收取少量手续费”。据称，“这一做法，使贵阳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从3.6分左右下降到2.2分左右。”
新华社还引述央行研究局的统计称，目前广东、山东、湖南、四川、贵州等15个省份，共设立77家负责备案登记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开展试点工作，借鉴温州的运作模式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去年曾引述陈金彪的话称，经过两年半的探索与实践，温州金改坚持先行先试，部分首创性项目得到应用和推广，可以说已经取得5条可在国内其他地区复制的经验。
陈金彪称，温州首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这“有助于解决民间资本投资难的问题”。同时，首创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并率先发布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
在他看来，另两条经验是建立起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和成立全国首个地级市征信分中心。前者可与垂直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协调配合，后者与地方信用征信进行对接，有助于加快和完善信用体系。
还该干啥
要正确解决民间借贷或者企业之间互保联保造成的资金链紧张和资金链断裂，就绝不能把民间借贷一棍子打死，要给它一定的出路，引导它更好地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
不过，在周德文看来，各个地区光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还远远不够。关键，还要从源头上帮助民间借贷阳光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去年在北京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是：2013年，通过对分布在中国262个县28143户的访问，测算出中国民间借贷总体规模达5万亿元。
“我个人的观察是，现在中国的民间借贷越来越多，一些地区甚至像当初的温州一样，频频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老板‘跑路’的情况。甚至，没想到中西部一些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一家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银行的信贷部主任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此前对媒体称，眼下民间借贷已从以往的熟人亲友担保借贷，拓宽到陌生人之间的经营性融资，加上跨地区、跨行业之间的民间融资增多，使民间借贷信用风险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企业蔓延，从风险已经集中显现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特征十分明显。
“现在，全国都爆发民间借贷的危机，这个危机已蔓延到企业和银行，造成了很多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要正确解决民间借贷或者企业之间互保联保造成的资金链紧张和资金链断裂，就绝不能把民间借贷一棍子打死，要给它一定的出路，引导它更好地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周德文建议，由于国家的立法进程比较缓慢，可以先进行地方立法，形成星星之火的局面，使民间借贷在法律范围内规范化地运作。
他介绍，通过浙江省人大立法，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去年已经实施。从温州的经验来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降低，年化利息已经低于20%，民间借贷危机事件的爆发也有所减少。
也有专家建议，普通民众需克服短视效应，对高回报后的高风险保持警惕之心，地方政府也须审视自己的监管政策。
“一方面，政府应尽快制订出符合民间融资特征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的权利义务、准入机制、运行程序、法律责任等明确规定，改变现在工商部门只负责注册登记、不负责监管，而金融证券办无职能管、银监局无权管的尴尬局面。”专家称，“另一方面，必须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设定预案，以在危机初露端倪时将其限于可控范围。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民间借贷危机持续蔓延，形成区域性风险，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