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变化很快，可人变化很慢
1068个黄白相间、屋檐弯弯、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建造了起来，独龙族人告别了茅草房。
独龙族人王世荣的家，用上了大理石的茶几，玫瑰花图案的沙发、窗帘。一个开小卖部的村民，家里还贴着林志玲的画。80岁的老人学会了用上海人援助的电饭锅。每人每年分到370斤粮食。
这个援建方案，不知道改了多少稿。上海专家曾为独龙乡设计的房子有很好的厕所。可村民告诉他们：我们祖祖辈辈没用过厕所，不需要。最后，图纸改了，修成公厕。
云南扶贫办的牛涛说，扶贫工作做得越久，越发现尊重当地人的想法是重要的工作原则，无论他们的想法多么奇怪。
如今独龙江乡成了怒江州最富有的乡镇。别的乡镇都有些羡慕独龙族的“独”了。
可变得最慢的是人。以前独龙族人每天上午11点才吃早饭，现在，上午9点村里便会响起起床广播。5年来，云南抽调了118人次进驻独龙江乡帮扶，对村民们从怎样上厕所、怎样洗澡、怎样扫地、怎样种菜开始“培训”。
独龙族人也常三三两两聚在小卖部，晒着太阳，用独龙语规划未来“蓝图”，比如他们要禁止卖瓶装酒了，因为玻璃不能分解，“山神会不高兴的”。偶尔，他们也开玩笑，嘻嘻哈哈地憧憬着：以后人来多了，你当驾驶员、我捞鱼、他卖洋芋……
有些变化，独龙族人自己都不能察觉。据新华社报道，一位叫毕珍兰的妇女成为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卖菜的人。山外来的帮扶干部在当地办起蔬菜大棚，菜种出来了却找不到人卖，因为独龙族没有经商的文化。后来，干部找到毕珍兰，让她去试一试。
“她背了一背篓菜到街上，菜不摆开，也不招呼人买，下午把一篓子菜又背回来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帮扶干部李发朕生动地介绍了毕珍兰当时的生涩。
最近大家说得最多的是，几个独龙族人上电视了。有人笑，一个文面老人被安排去昆明见“习大大”，因为从没坐过汽车，一路晕车，不得不“很不争气”地中途到县城输液。
还有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文面女，在见“习大大”前，临时“培训”怎样上飞机、上厕所、坐电梯，怎样走地毯不摔跤。
见了习大大，没说一句话，也没得到一个镜头的乡长一直被人嘲笑，“太胆小、没见过世面”。
这个春节，也是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大雪封山的春节。
在贡山县城读小学的王燕玲，第一次回独龙江乡过春节。往年，在县城读书的独龙族孩子，只能在暑假回家，在亲戚家、学校过寒假。
这个双子座、喜欢TFboyd的女孩说，她还是更喜欢外面的世界。
在贡山工作的独龙族人李金荣，今年也是第一次回独龙江乡过年。他在“独龙老乡”微信圈里写道：“我们回家了，老赛开勒罗尼穷能阿肋秀。”(独龙语：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
就像这个水里有点点茶味道就够了
李金明不久前也回了趟独龙乡，他感慨回家的路“太快了，快得不习惯了”。
他主张修路，却反对开发。
每次听到有人说“独龙族多么多么落后”，这个瘦小的学者都跟人急：先进与落后很难区分，独龙族没有一个人饿死，大山里到处是宝贝。文化没有落不落后之分，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
戴着插有羽毛帽子的李金明说，独龙族一步从原始社会过渡过来，关于他们的发展，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也要让社会批评的声音存在，不能让一种强势的力量，“一脚就碾过去”。
尽管这个在云南社科院15层大楼里工作的学者，看起来似乎“唯物得很”，可一进村，就像换了一个人。像小时候一样，他相信神的存在：路过拉索桥、悬崖、古树，他会祷告不要让人掉下去。他甚至相信“没有偷东西的人，手放在油锅是不会烫伤的”。
他眼见着路快捷了，可过去的村子越来越远了。如今，村子里有戴着头盔酷酷的飙车少年，有生意不错的台球室。婚礼上，年轻的姑娘不再穿着七彩的独龙服，而是穿着白婚纱。年轻人学会了照相时，伸出两个指头比划v。随着外地人的增加，部分道路旁边的门也会上锁。
在他看来，“要命的手机让年轻人更远了”。他小时候，一有事，全村人聚在一起商量，甚至用短木棍投票的场景，再也没有了。
独龙江2004年开通手机信号时，每次只能容纳15人同时通话，第16个人需要走路4公里去找信号。如今，这里通了4G。
他很理解一个人封闭太久后那种对新空气的渴望。就像小时候，马帮进村子放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大家都听不懂普通话，可很快，孩子们都在森林里挖起了地道，当上了“好人”。
他担心独龙族的文化会一点点消融掉，变得只剩下“博物馆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借录音机、照相机，找村里的老人讲故事，留下了40多盘磁带，因为没有经费，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没有转化成数码资料。
他端着碧螺春茶说，担心也没用，我们能做一点算一点，“就像这个水里有点点茶味道就够了！”
植物学家李恒后来也数次背着糖果、香肠进独龙乡，她发现，孩子们不愁吃喝了，鞋子多得穿不完。
独龙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教育，有些出去的人不再愿意回来。
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2008年曾在独龙江做过调研，她雇了雄当村村支书陈永华为向导。让她没想到的是，一进陈家家门，陈永华的老母亲就拉着她的手，请她帮忙寻找自己的小儿子。
陈永华的弟弟在昆明读完大专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母亲太思念儿子，逢人就问。赵教授为老人家录下视频，并请学生放到网上。1个月之后，居然找到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独龙人也在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需要时间去适应现代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节奏。”赵丽明说。
这些年，贡山县政协副主席丰卫祥一直在做一件事，在独龙江乡寻访健在的纹面女，为她们拍照。
丰卫祥一共找到了68个文面女，其中包括李金明的母亲金妮。如今，这些照片编成了书，可送书时，很多人都不在了。
“前年还有38个文面女，到去年就只剩31个，现在只有28个了。”每当有文面女的家人来派出所销户口，大家就特别难过。
有人推算，十来年后，中国最后的文面女也将成为历史。
李金明还记得在北京读附中时，为准备一个节日，他们每天在烈日下训练三四个小时，看到一些女生中暑昏倒了，体弱多病的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千万不能给独龙族丢脸啊。”
如今，没有在电视上露脸的独龙江乡乡长，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能拿到和习大大的合影。
最近，“老县长”高德荣得了严重的骨质疏松，走在翡翠般碧绿的独龙江边，显得更矮、更小了。曾有人和高德荣开玩笑：“你个子不高为什么还姓高呢？”高德荣笑着说：“我站在高黎贡山上，为什么我还不高？”
穿着牛仔裤的86岁的李恒，每天仍然去办公室工作，去年，她获得了国际天南星植物学会的最高荣誉奖励。她说，“科学没有止境，人类连玉米都没研究透呢”。
这个世界上不超过一万人能听得懂的独龙族语的山歌常常在高黎贡山山头响起：
我们在树林子里唱过的歌，
被虫子写在树叶上了；
要想反悔呦，阿哥
去问问那写字的虫子……
独龙江村子之间都通了水泥路，只有一条路没有水泥，路边的野花在怒放，手掌模样的藤蔓四处延展，它通往墓地——那里埋葬了8个战士，墓碑没什么样式，粗笨的椭圆形，它们距离国境41号界碑很近，8个人中有的就是为修路死的，最小的仅18岁。
墓地是前几年修成的。一次，边防派出所的所长在回独龙江乡的客车上，遇到了隧道工程指挥部的一个处长，两个不相识的男人没说太多话，所长问处长要了10吨水泥。
几个月后，这10吨水泥全部变成了墓碑。这时，距离最早的一个修路的战士牺牲，已经几十年。记者从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