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可资产潘玮杰
随着定向发行1万亿元专项金融债的消息明朗化，下半年依靠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走到台前。许多市场人士对此报以较大担忧，特别是对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底能对目前中国经济起到多大作用，有效性到底有多大。这种担忧显得有些多余，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稳中回升态势已经显现，适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发力是相当必要的。
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这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控制整体债务水平的考虑，二是新的政府预算体系的建立，三是地方政府积极性的下降。时至今日，这三方面因素都得到了解决，特别是整体债务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因素。
如何客观、理性、全面和正确地理解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从本届政府执政伊始，就成为核心议题。从一开始的谈之色变，到如今的有序化解，又能兼顾中国长期发展的资本积累路径，真正是有了本质变化。中国的人均资本积累如同人均收入一样，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着很大差距，国人一踏出国门，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巨大差距。过去十年的资本积累路径是以政府动员的方式，依靠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长期投入来实现，诸如覆盖全国的高铁和高速网络，而资金主要来自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这样的路径在世界范围内是没有先例的，这与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有关，其中的区域不平衡和期限不匹配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当这一模式导致的整体债务水平，特别是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到一定高度后，没有现成案例可供参考，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然而一个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参照别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整体债务解决方案就是面对这样的情景。区域不平衡最终由中央统筹发行地方债，期限不匹配最终用期限较长的融资方式替代短期融资，债务置换方案非常成功。
在债务负担减轻、期限可以匹配的情况下，依然放弃长期资本积累的原有模式，在新模式尚不成熟的时候，这样的选择显得不太明智。适度增加财政支出的力度，继续加大有效的资本积累规模，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相当大的好处，而适度的尺度把握可以按照经济增速可持续性和名义GDP的规模来考虑。
另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整套新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但受制于地方和中央税收和其他收入的改革迟迟没有启动，新的考核体系没有基本财政收入保障，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今年上半年启动的财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制度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时间，重新梳理基层财政收入支出体系是一件耗时较长的工作。但已经明确的部分可以先行，比如基础设施投入的分摊比例，这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起到切实的支撑作用。
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经济规模是有能力承担期限匹配、投入有效的债务，并将这部分债务转化成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成果。断然放弃这一模式与盲目扩张债务规模一样，也是不理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