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就分析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能力)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考察生产的要素，而不是最终需求(即通常说的“三驾马车”)。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把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出最终产品的效率)。过去三十年中，资本积累(通过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超过一半，而改革开放和技术更新也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拉动整体GDP增长3个百分点。
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不难看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从劳动力来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从资本积累来看，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高增速已经难以维持，即使投资占GDP的比重保持在目前的高位上，其速度也会比之前明显减速；从资源环境来看，能源、土地价格高涨，大气、水源、土壤污染严重，一些资源出现枯竭，都已经开始制约未来经济的增速；从生产率上来看，过去三十年间，从农村改革开始，到由计划经济过度为市场经济，开放贸易和投资，再到改革国有企业和银行，以及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等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开放市场等也帮助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未来的改革将会更艰难，继续进行有效率的投资将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因此会减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空间已尽。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广阔的空间。首先，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但是中国还未进入充分就业阶段，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就业都在农业，而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比例为3-5%，这表明即便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仍有巨大的空间。其次，每年毕业的六七百万大学生还存在就业难的现象。其次，中国资本深化的空间仍旧巨大。尽管过去投资高速增长，但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然非常低，不到发达国家的零头，而且国内的储蓄仍然比较高，能够为资本深化提供资金。当前新一轮的改革已经开始，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生产率还有相当的空间。在资源环境的制约下，经济增长可以更偏重与发展服务业。
基于对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储蓄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全方位分析，笔者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逐渐放缓，从目前的7-8%左右降至5-6%，平均年增长率在6-7%之间。具体而言，预计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从目前7-8%左右的速度降到5%左右，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就业将在整个未来十年期间保持正增长。随着要素价格、户籍、财税、国企和金融改革的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得以继续增长，不过速度较之前放慢。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国际经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参照性不强。当年日本、亚洲四小龙达到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之后，仍然能保持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然而，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日本的十倍，比起四小龙更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土地和生态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在经济学模型中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的资源和土地要素在中国不可能被忽视。同等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崛起的年代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它们的体量相对于全球经济的体量较小，面对广阔而且高速发展的世界市场，可以在出口的拉动下高速成长。对比之下，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也成功的利用了国际市场的发展，但是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比起当年东亚经济，扩展出口的空间更小，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更大，更何况全球经济面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长期增长潜力也已经下降。
即使如此，也无需过虑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速的下行。潜在增速的下行是中国经济、人口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劳动力增速下降会拉低潜在增速，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意味着中国政府“保八”稳增长保就业的压力大大减轻。在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转型的时期，企业也得以从过去扩张规模转向提高效率和回报率，资源环境的压力可能得以缓解。纵然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会回落，但是仍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远超美国和欧洲。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仍将为世界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