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达数米的积雪被铲土车推出一条路。刘强/摄
95岁的文面独龙族老人。本报记者李建泉/摄
独龙族人手捧全家福。本报记者李建泉/摄
花数亿元修路，只因为路的尽头住着4000多口人。
这到底值不值？
路通了，当地人要经历怎样的空前变革？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难走的一条路。
地图上，它在云南、西藏与缅甸交界的那个弯弯的小角上。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短短的一条弧线。
可只有坐在每一个螺丝都拧紧的越野车上，才能发现那96公里路不是弧线，而更像一圈一圈的螺丝钉。有人统计，其中有一段23公里路，足有400个转弯。
没有公路前，这条路人背马驮要走3天。有了公路，还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
它是唯一的路。
从土路到公路，它等了50年。从公路到开通隧道，结束半年封山，又等了15年。
这条紧紧贴在悬崖边上，最窄处仅两米多的公路，大胃口地“吞”掉近10亿元人民币。
这一切是因为，路的尽头住着4000多口人。那里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独龙族唯一聚集的地方。
因为有了路，这个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民族一夜间从原始社会跨进社会主义，纷繁的外在文明冲撞着这个古老的乡村。
这个被公路拥抱、唤醒的村庄，终于样子笨拙、步履蹒跚地开始拥抱外面的世界。
从独龙江到北京，走了16天
在昆明繁华的市中心，独龙族人、云南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金明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从独龙江到北京，走了16天。
那是1982年7月，他参加中考后在家等录取通知书，但过了两个多月也不见消息，直到10月底才传来口信说：“考上了，叫快去上学。”
他沿独龙江边步行三天，再爬山四天，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来到贡山县城才知道，自己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录取了。
从贡山县城坐两天的汽车到怒江州府，从州府坐四天的汽车到昆明，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到北京。他到达学校时，同学们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在年底大雪封山之前才到独龙江。半年后，大雪融化了，路通了，家人把它转寄到北京，第二年9月他才收到那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4年里，他没有回过家，也仅收到过两次家里寄来的钱，一次60元，一次80元。
再回到家时，全村人都围着他，“坐火车什么感受？真的可以不背吃的就上路？”尽管他坐了好几天硬座，晕车很难受，可还是像“酋长”一样权威发布：“飞一样出去，睡一夜就到了。”
当很多独龙族青年都希望像李金明一样，拽着马尾巴往外走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恒却足足做了两年准备，租了两个省3个县的64匹马，找当时的省委书记从“烟草大王”褚时健那里批条子，备下200多条烟，上路了。
独龙江乡是东亚物种多样化的“中心舞台”。按独龙族人的说法，手抓一把起来，就有20多种植物。因为半年封山，国家对独龙江冬季植物物种研究“一片空白”。
从县城，马队走了3天才到达独龙江乡。这个当时61岁、见多识广的科学家还是被眼前的“原始社会”惊呆了。
村民不洗脸、不洗澡，使用独龙语，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一条七彩独龙毯，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偏远的村子甚至不知货币为何物，只有物物交换。
这里绝对的“平均主义”，给村民发烟，漏掉了吃奶的娃娃，大人会很生气。她给一个村民20元钱，村民转身拿这张纸币给孩子擤鼻涕，扔掉了。村民好酒如命，随手摘下树叶当酒杯，无醉不归。
村民煮“针还扎嘴”的蜜蜂给她吃，她教村民用粉笔点豆腐，教全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娃娃们洗脸，教孩子们第一次用蜡笔画画。
8个月后临行时，独龙江来了100多人为她送行，几十匹马驮运标本，村里的娃娃们舍不得她走，都不起床，躲起来。
在那条“神仙都不愿意走的路”上，马驮着她又走了三天，因为路太崎岖了，她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到昆明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断了三根肋骨。
对植物学家来说，一生能发现一个新种，就不虚此生了。李恒在她1344页的《高黎贡山植物》中，宣告了这里特有种植物88种201属。
出山后，她呼吁：修条公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