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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止金融市场崩盘以及经济衰退，美联储1月22日采取紧急措施，将隔夜拆借利率调降了75个基点，至3.50%。这是美联储自1980年代以来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资本市场雪崩，恐慌心理四处蔓延，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应对恐慌，有两种心态，一是走向开放，以竞争促实力；二是走向封闭，以关门减少感染病菌的机会。我国舆论有走向封闭的风险，对于金融衍生品与海外投资的质疑就是例证。
要得出正确结论，我们要认识清楚如下前提。
第一，毁灭性的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到来？
对这一点，不仅在其他国家，在美国本土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华尔街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但卢卡斯等经济学家仍然看好美国经济，认为是“结构性”危机，只是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经济遭到重创，绝非全盘危机。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席卷全球的毁灭性金融危机，而是长牛市场一次突然的风险释放。
市场过去20几年上涨时间太多，积蓄了太多的风险。在过去25年里，美国经济仅遭遇两次不太严重的衰退。不仅美国如此，从小周期来看，全球新兴资本市场在经历5、6年的上涨期后，也需要经历泡沫清洗期。只有撇去了部分泡沫之后，才能为下一轮泡沫调控留出空间。
衰退被人为扼制，网络泡沫崩溃本应伴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但一泄千里的低息政策使金融资本市场的泡沫得以继续累积。本该下挫的市场没有下挫，迟早会迎来报复性下跌，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佳释放口，其信用风险直指金融资本市场，不再借助某些行业进行风险释放。此次次贷危机是在为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没有节制的低息政策买单，市场在警告傲慢的货币政策。
第二，次贷是否是金融业开放与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
将次贷危机归咎于金融业开放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结论。事实上，次贷危机的罪魁是不诚信，以及对表外资产监管的放松。西方资本市场将评级机构、四处贩卖次级债的投资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当作罪首，原因不在于市场的开放和创新，而是这些机构或者渎职，将高风险资产评为低风险的优质资产；或者明知表外资产质量不高，却迟迟不透露给投资者，同样，监管层在市场上升期对风险的忽视难辞其咎。因此，此次风险不是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而是一场刮遍全球的信用风险。
不论市场上升期还是下降期，不论是怎样的投资品种，缺乏信用都会造成市场危机，只不过是暴露迟早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金融创新产品，有了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欧美的金融机构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次贷危机究竟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衰退阴影会冲击中国的出口经济，但即便没有次贷危机，中国也已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期，政府已经通过税收等政策抑制高耗能低价主导的出产业。撇开这些，中国国内消费增长仍然可观、通胀将受到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中国的实体经济前景仍被看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在行政主导下，金融资源的错配，但这显然没到爆发周期。
从全球资金的流向来看，去年有400亿流向新兴市场，随着次贷风险的增加，中国成为国际资金安全岛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近期人民币还是热门商品。
如果国内物价与资本市场受到国外资金的冲击，那么，政府将继续收紧货币，严格防止通胀预期上升和资本市场泡沫，只对大型国有公司网开一面，而这些公司如中投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保险等，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大量股权收购，这一收购过程将贯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始终，次贷危机刚好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收购窗口，也是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的大好机会。
金融紧缩时期，应该格外警惕市场封闭论调再起。历史经验清楚证明，封闭的金融市场并没有能使我国金融机构在本世纪初免于技术破产的困境，而我国家电、制造市场的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制造一蹶不振。鉴于我国金融市场的行政性错配仍在继续，鉴于既往以开放促改革的成功，鉴于我国金融业的进步都在开放中达成，在全球金融时代，我国金融业开放与创新应该加快而不是放缓。
次贷风暴，成为中国金融深化开放、走出国门参与竞争的大好契机。 (叶檀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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