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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女儿从美国打电话，我和她说了，她很赞成。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打电话催我，说爸爸你不是说要为贫困的优秀孩子办最好的免费学校吗，好事为什么还不做？你看她的心地这么好，把钱花给她不认识的人。你说，我把股份转给这样的女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国强语录：
·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商，听政府的话，做点实事。我可以说，我们没有贿赂过谁。
·我看到大部分政府的人都是兢兢业业奉献的。我不信教，但我感谢这个社会，邓小平不在的那一天，我在家里流泪了。我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一切，我也努力回报社会。大部分的企业家都在奋斗，是不是都是为富不仁啊？发展企业是罪恶吗？要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讨论呢？
·我们一卖房子，那个地方的楼价就会下来。我刚到广州时(开发广州碧桂园)，他们骂我是“价格屠夫”。
·你看她的心地这么好，把钱花给她不认识的人。你说，我把股份转给这样的女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工作不是为了这些财富，是为了责任。
·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过平静的生活，背一个背囊自由走在大街上，到亚马孙河漂流。
插图/苏益
2007年12月13日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顺德碧桂园与杨国强进行了一次交流。杨国强希望“不作采访，只是交流”，故整个过程无录音和书面笔记。他谈得比较放松，其间既可见出这个“造城者”(town-maker)的雄心，也有灰心、失落、矛盾之处。农民出身的杨国强本色依旧，皮鞋脱在门口，坐在长沙发上，脚也蜷在上面，似坐似卧。当日他重感冒，隔一段就会咳嗽，精神不在最佳状态，但谈到激动之处，还是不能自已。
这次交流，杨国强的助理作了一些笔录。记者则将他的一些回答要点记在手机的“记事本”中，现整理如下，顺序可能与实际交流略有出入。
一
《第一财经日报》：对碧桂园拿地风波的报道，你的感觉究竟怎样？
杨国强：就像东北下雪吧。下雪有好处，媒体的监督就是一场大雪，可以把那些害虫都除掉。但是碧桂园是怎样的？我们到哪里做的事情是不好的，是地方和消费者不欢迎的？我不相信雪会把这样的公司也压垮了。
《第一财经日报》：张家界那块地的“零地价出让”你怎么看？
杨国强：我们拿地的协议有两个律师事务所看过，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是内地的，都是最好的，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我不是零地价，给了政府1.18亿元。
《第一财经日报》：那块地在出让前，你们的一个关联公司已经介入了前期开发，投了7000多万元。土地公开出让时，你们交了1.18亿元出让金，政府是不是把其中的7000多万元已经退给你们了？
杨国强：我还是说，我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办的，给了1.18亿元，我不是“零地价”。这些都写在协议里，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哪里拿地，都请律师先看合同合不合法。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这些年碧桂园拿地都经得起推敲吗？
杨国强：我们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好好做事的人，拿地都是和政府签了协议的。你硬要说按现在的规定把十几年前的事都翻一遍，那十几年前很多规定都没有啊，很多法也还没有出来。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商，听政府的话，做点实事。我可以说，我们没有贿赂过谁。你去看那些查处的腐败，有没有和碧桂园有关的？有个市抓了好几个官员，我们在那里也有很大的项目，可是跟我们没关系。我不搞商业贿赂。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不是心里有点不平？
杨国强：我已经说了，媒体监督是好事，“下雪”是好事。不过，不要一想到做官的、做企业的，就是勾结、就是腐败。我以前是个低收入者，我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你说是靠腐败搞起来的吗？我看到大部分政府的人都是兢兢业业奉献的。我不信教，但我感谢这个社会，邓小平不在的那一天，我在家里流泪了。我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一切，我也努力回报社会。大部分的企业家都在奋斗，是不是都是为富不仁啊？发展企业是罪恶吗？要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讨论呢？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大企业，交很多税、守法经营、善待员工，这对和谐社会是很好的。是不是碧桂园不做了，你觉得会更好呢？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有位经济学家讲，“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但争议很大。这话和你的意思差不多，富人办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不应该仇富。你是不是很同意这个话？
杨国强：要我讲真心，我同意“替穷人办事”这一句。我不赞成仇富，但也不赞成“为富人说话”，这样说会得罪很多人的。是不是可以跟经济学家说一下，改成“为造福社会的企业说话”，“为有为者说话”？
二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开发大盘现在有不少争议，“大盘就是囤地”，你怎么看？
杨国强：碧桂园开发的基本上都是大盘，但为什么大家欢迎、政府欢迎呢？你想一想，在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如果政府把土地10亩、20亩、几十亩地出让，哪个开发商会来，怎么解决配套设施呢？政府可能为几个小发展商，为了几十亩的地，去搞报批和配套吗？如果都是这样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地，连水电都是问题，也不能统一规划，看起来也很难看，不协调。这和大城市不同，大城市什么都齐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一小块地出让都有人去拿。我们开发的这些地，没有规模，怎么保证配套，让人家敢来住？我觉得不要把大盘当成问题，你要看大盘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及时开发。我们是开发最快的，单个楼盘一年的开发量在中国也是最大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现在的房价怎么看？
杨国强：你们批评高地价、高楼价，我的价格低，你们又说低价拿地，我都不知道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这(价格)是个市场规律。我们自己的做法，有个楼盘的口号叫“平过自己起屋”，我们建，都是规模效应，比你自己建房更便宜。10年前我就说过我的想法，就是薄利快销。沃尔玛的利润率只有3%，可是做得这么大。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正在调控房地产，你还想做那么大吗？
杨国强：现在我已经叫他们停一下，看一看。但如果房地产不发展，建材、家具、电器、钢材等很多行业都会受影响。我想，政府不是不希望房地产发展，而是要健康发展。我们过去卖的房价，包装修，平均价格每平方米不超过3500块。我们一卖房子，那个地方的楼价就会下来。我刚到广州时(开发广州碧桂园)，他们骂我是“价格屠夫”。
说到调控，我最近给所有碧桂园投资的地方的市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我们愿意帮助政府建经济适用房，只要3%的利润率就行了。我们周转快，可以做。有的地方已经回信了。
三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你的女儿，你为什么上市前要把股份给她？她现在也很受争议，那么年轻有那么多钱。有人建议，要是怕露富，上市前可以把家族的股份放到一个信托基金里，以家族的名义出现。你当时想过没有？
杨国强：我不是因为上市才把股份给她的，给她股份是2005年，上市是在后面。这个事说来话长，2002年，我想搞一个“共产主义试验”，我们小时候很受这方面的影响，就去花都(注：广州的一个县级市)找那里的书记，说你这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镇我包了，我来规划建设，社会的问题，像孤寡老人等，我来解决。那时候我准备把自己个人的钱都拿出来。他很高兴，我们就开始做计划。这时，我的一些朋友反对，说你一个企业怎么可能管一个镇呢？派出所听你的？邮局听你的？要是你来包，谁都来找你，真像共产主义了，你受得了吗？要是出了社会问题，就不是你担得了的了。我这才放弃。
不搞“共产主义试验”了，怎么办？我想到办学，办一所完全免费的学校，让全国各地学习好但读不起书的人来这里。学校要有最好的硬件，老师的收入要高。有一次我女儿从美国打电话，我和她说了，她很赞成。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打电话催我，说爸爸你不是说要为贫困的优秀孩子办最好的免费学校吗，好事为什么还不做？我开玩笑说爸爸的钱以后都是你的钱，做这个事等于用你的钱。她说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善事，要做就快做。你看她的心地这么好，把钱花给她不认识的人。你说，我把股份转给这样的女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有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想法呢？
杨国强：我觉得中国很大，可以做很多事。有时候我坐车去粤西，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很荒凉，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帮政府做，我不要别的条件，政府只要把电通到地上、水通到地上，我就可以建一个大社区。我有一次见到广州市的市长，我说广州不是房价高吗，你可以在离广州几十公里的地方建五六个社区，那些地方地价不贵，只要有交通就行。如果这些社区房价都在每平方米3500块，又有专门车队接送大家进城和下班，很多人就愿意来住，城里的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四
《第一财经日报》：你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是在“首富”之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杨国强：我不喜欢首富、富豪这种说法。你们是财经报纸，知道那个数字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么多钱。现在有人总喜欢替别人数钱，评这个评那个，而不是去引导大家如何劳动、奋斗和奉献。这样弄的结果，好像有钱人都是见不得光的，其实不是所有的鸟都是乌鸦。
有人说我是个工作机器，我工作不是为了这些财富，是为了责任。我很崇敬德兰修女，她死的时候就是一张布盖着，没有别的财富，但是每个人都尊敬她，她把一切都捐献出了。还有陈嘉庚，他们都是为国家和人类奉献自己。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他做企业也是要报国。我很爱国，我觉得人应该发挥善，有机会就多帮助别人，这样我们已经够高兴了，死了也不后悔。
我从做事的那一天起，也没有想过一定要拥有多少财富，要有多少成就，只是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一天天努力地做。上市的时候我也没有激动，心跳都不快一点点。
五
《第一财经日报》：上市后发生的这些事，有没有后悔上市？
杨国强：我是说过后悔，也说过项目停下来。那是一时的话。对上市后的事，我们是有一些思想准备的不足。为什么要上市？一个还是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吧，不上市也会很好，但看到雅居乐、富力、合生都上市了，上市还是发展得更快一些，所以也想到上；第二是百年企业，做百年企业，就要上市。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你们准备在境外发债，市场不好又取消了，你有没有挫折感？
杨国强：我对周围的人说，发不成债是好事。现在这个事(指媒体报道)，我们又发债拿很多钱，不是更要说我们吗？而且，调控对市场肯定有影响，再很猛地去扩张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很难说。少做一点，风险也小一点。
《第一财经日报》：万科的王石先生说，2008年你为了不再给人“囤地”的印象，准备开发300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是以前一年的好几倍，他担心这样扩张太猛，动作变形。你怎么看？
杨国强：他的善意，我很谢谢他。不过，他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做法。当年广州碧桂园，一个晚上，500亩同时开工，同时完工，同时销售，我们的速度和规模就是这样。没有3000万平方米那么多，但一年1000多万平方米是有的。现在有媒体说我们囤地，土地可以开发27年，那是拿以前很多年平均每年的开发量去比较，其实上市后发展很快，很快就开发完了。
《第一财经日报》：碧桂园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在“非主流市场”大规模储备廉价土地？是纵向一体化的开发模式？是全面开发、配套完整、一次成型？是营销的爆发力，还是性价比？
杨国强：都是的，但最重要的是性价比。产品性价比最高，公司才越来越好。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待风险？
杨国强：我给公司的人发过一些书，像《商道》、《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变化的，但是商道是不能变化的，就是我们办公楼里两侧写的那两句话(“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和“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我们只有做有良心的企业，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于风险和失败，我常常对管理层强调，成功是暂时的，失败却是永恒的，是每天都有可能面对的。比尔·盖茨有一句话，微软离破产还有18个月。我们总是不断提醒自己。
六
《第一财经日报》：以前听人说你像个包工头，但你讲的很多话不像。我刚才去你的办公室，看到你的座椅后挂的那幅兰花很特别，很忧伤、清丽、迷离的油彩，好像有痛彻之感。你为什么喜欢？你是不是脑子里经常有异想？
杨国强：就是喜欢吧。我是经常有一些想法，但主要都是在忙公司的事，从早到晚。不过也许从小一直爱想问题，现在也放不下那些想法。比如有一天我和两个女儿在顺峰山上，看到草被风吹，我问她们看到了什么，她们说草被风吹趴下了。我说你们拿几根树枝过来，做一个四方的框，再看就是一幅抽象画。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梦想是什么？
杨国强：年轻的时候是想在海边有个别墅，后来是创业成功，希望社会变好、生活变好。再后来是做慈善，帮些有能力却没条件的学生实现他们的理想。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过平静的生活，背一个背囊自由走在大街上，到亚马孙河漂流。我的想法也许很幼稚，所以一些刚来的员工都说我有点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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