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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注重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促进NGO及非营利组织的发育，特别是公益慈善性组织的发育，建立公平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间的互动，平衡社会的心理冲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政府给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他们不会更多地感恩，相反会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但如果先富人群交完了税再拿出来钱资助这些低收入者，他们就会感动，这种感动可以减轻社会相对失衡的心理冲突，激发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责任，先富人群也会通过做善事发现自己新的生命意义，增强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如果这两种人通过互动得到新的东西，那么社会的和谐度自然就会增加了。
《第一财经日报》：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何在？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社会公益资源？
段应碧：公益资源来自两种，一种是先富人的钱，另一种是先富人的服务。公益资源可以用于关注和缓解社会的苦难，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增加公共事务的公益资源总量。
我国公益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据统计，我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筹集的资源有50亿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而国内社会公益资源投入，仅为国民收入总额的0.1%，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到10%。
为什么我国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的热情不如发达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税收政策优惠不够，现在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国家给予全额抵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是还有众多的社会捐款并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三是很多NGO组织因为管理水平低，得不到社会的有效信任。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国民收入的1%成为公益资源，就意味着能动员1000亿元的公益事业投入，这能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水平。
当然，社会要为NGO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NGO组织自身也应该研究贫困群体的需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援助项目，有针对性地缓解贫困人口的疾苦，同时要让捐赠者放心，给捐赠者必要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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